在迈向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生物燃料和生物产品如何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作用？怎样看待当下巴西生物燃料的前景？中国未来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将会有哪些机遇？带着这些问题，《环境与生活》专访了“生物未来平台”负责人、巴西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前候补代表雷纳托•戈迪尼奥先生。
“生物未来平台”是由20个成员国和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发起的政府间组织。为实现世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该组织5年来一直强调与其他行业的减排努力相结合，倡议使用生物燃料和生物制品。
“生物未来平台”负责人、巴西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前候补代表雷纳托•戈迪尼奥
郑挺颖：请问您方便介绍一下“生物未来平台”目前扮演的角色吗？另外，生物燃料的在全球的发展前景如何？
戈迪尼奥：“生物未来平台”组织是一个由20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机构，作为巴西政府的一项倡议，在2016年的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摩洛哥-马拉喀什）上启动。它是一个行动导向、由国家主导、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政策对话与合作机制。除国家外，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等国际组织也是它的成员，国际能源署（IEA）目前担任协调人或秘书处。
该倡议的目标是促进生物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和研究，并为生物经济相关投资创造有利环境。通过其网站，公众可以对其出版物和活动进行跟踪，该组织的重点是促进对话与合作。不少专家认为，该组织是生物经济治理问题的一个很有前途的平台，因为它包括了巴西、印度尼西亚这样重要的生物燃料国，并且该平台更加关注从市场及政策等实际操作层面解决生物经济问题。
国际能源署（IEA）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表示，未来30年，全球能源结构中必须大幅增加生物能源和生物燃料的使用，以满足世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从而与长期气候目标保持一致。在生物燃料材料领域，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工业化和发达国家持续的高水平原材料消费，世界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增长。生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差异很大，这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环境政策、气候、土地供应、粮食和木材供应链以及监管激励措施。美国（43.5%）和巴西（22.5%）占世界生物燃料产量的65.5%，其次是欧盟（16.7%）和中国（2.5%）。消费地和生产地并不总是吻合；生物燃料的主要净进口国包括中国、加拿大和法国。
郑挺颖：在后新冠疫情复苏期间，“生物未来平台”提出了哪些倡议和主张？
戈迪尼奥：2020年8月，“生物未来平台”组织推出了一系列自愿原则，旨在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决策者提供指导，说明在短期救济计划和更大规模的后新冠疫情经济复苏计划中，促进可持续生物经济的必要性。这些原则得到了“生物未来平台”组织成员国的支持，并在与决策者、行业专家和国际组织协商后制定。
后新冠疫情生物经济复苏的五个原则敦促决策者们保持现有政策，而不是降低政策力度，考虑对生物燃料生产商的短期疫情救助提供支持，并重新评估化石燃料补贴。他们建议加强生物燃料的生产，例如作为航空公司复苏计划的一部分，引入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混合授权，并通过将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纳入生物燃料政策，以奖励可持续发展。
成员国将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部署现成的先进生物燃料技术，帮助有前途的技术商业化，并提供明确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所有这些都是长期的。例如，一些先进的生物燃料技术（如木质纤维素乙醇和生物质气化）使用的是残渣而不直接使用粮食资源。但其中许多技术仍处于验证阶段。政策和投资有助于将这些技术商业化并大规模使用。
“生物未来平台”组织明确了一些限制生物燃料和生物产品市场开发和使用的障碍。例如，限制用于帮助投资先进生物燃料项目的私人和公共资源，而化石燃料仍然相对便宜，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更是如此。政策框架仍然不利，使用生物燃料需要更多的激励措施，而对先进原料缺乏明确的可持续性要求则是进一步的障碍。有充足的可持续资源，如森林残留物、农业残留物和能源作物的潜力，将现代生物能源扩大到150艾焦（EJ），达到国际能源署认为满足可持续能源供应所必需的条件。但各国政府必须将可持续性要求纳入其生物燃料政策，并支持生物燃料技术加工这些原料。
郑挺颖：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对生物燃料企业有什么影响？应该如何应对？
戈迪尼奥：根据国际能源机构最新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分析报告《可再生能源2020》，生物燃料产量在2020年下降了近12%。这与可再生电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增长了7%。燃料乙醇的生产尤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该行业当年面临14.5%的收缩，倒退到2015年的水平。相比之下，预计中国今年的乙醇生产将保持稳定。
生物能源和生物燃料行业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需要各国政府制定紧急政策来支持。中小型企业尤其面临风险。国际能源署敦促各国将生物能源纳入经济复苏计划，并采用上述“生物未来平台”组织原则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有效手段，实现后新冠疫情时代的生物经济复苏，以应对我们的环境挑战。
国际能源署早前的分析预计，生物能源部门每投资100万美元，就可以创造多达30个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的农村地区。2021年，“生物未来平台”组织将发布其政策蓝图分析。对生物能源支持政策有效性的评估将提供对政策的批判性审查，提供有效政策的案例，但也会对各国国内政策的部分薄弱环节加以关注。
郑挺颖：请问您能否介绍一下目前巴西生物燃料的发展态势？
戈迪尼奥：预计2025年巴西的乙醇产量将增至450亿升，2030年将增至540亿升。此外，据巴西国家石油、天然气和生物燃料管理局（ANP）统计，目前有352家授权的乙醇生产厂。97.1%的运营工厂使用甘蔗作为原料。2005年，巴西的一项法规确立了生物柴油在巴西能源组合中的地位，该法规规定在传统柴油（称为B2）中添加2%的生物柴油。该法规考虑逐步增加，自2018年3月起，所需混合比例增加至10%（B10）。
郑挺颖：您对生物乙醇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戈迪尼奥：乙醇产业发展前景光明，有如下原因。首先，乙醇是许多国家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能源转型目标的关键，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必须大幅减少碳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坏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在现有汽车和配送基础设施中使用乙醇和汽油的中低比例混合燃料来显著、立竿见影地减少碳排放。电动汽车在轻型运输方面确实有很多优势，但它们进展缓慢，价格昂贵，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和电网改造，而且仍然主要依赖化石电力进行充电。等待这一改变的成本很高。然而，从长远来看，作为新分子和生物基材料、化学品、塑料和其他低碳应用的基础，乙醇（与其他基于生物质的燃料和材料）对于重型运输、海运和空运将极其重要。特别是可持续航空燃料有望成为生物能源领域下一个巨大的增长领域，而乙醇是一些更有前景的生物航空煤油生产工艺的基础，生物航空燃油是一种当前商用飞机可直接使用的低碳燃料。
气候技术创新的国际合作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使命创新”倡议（Mission Innovation）等举措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这个难题中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是一套良好的扶持政策，以用于所有不同领域，包括：供应、原料、监管、市场创新、促进需求、碳定价等。一旦政策到位，技术创新肯定会跟随并响应这些信号。
“生物未来平台”组织正在整合生物经济政策蓝图，这是一种路线规划和政策指南，可以最有效地加速任何特定国家的可持续低碳生物经济发展。这种蓝图是基于国际能源署（IEA）的具体、定性和定量分析和研究之上的。巴西是该规划在试点阶段的第一批国家之一。我希望中国可以自愿参加下一阶段的试点。
郑挺颖：您认为中国与“生物未来平台”存在哪些合作空间？
戈迪尼奥：早在 2016 年，巴西就是组织、协商和启动“生物未来平台”组织的前沿国际成员，中国、巴西、印度、法国、英国、加拿大等 20个国家就是创始成员国。此后，“生物未来平台”组织发展顺利，在制度上日趋成熟，并组织和发布了一系列活动、政策、会议和成果，如愿景宣言、低碳生物经济状况报告、两届生物未来峰会、后新冠肺炎疫情复苏与生物经济、生物未来政策规划、蓝图等。
中国是可以从加速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经济中受益良多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已经参与了“生物未来平台”组织的重大活动和磋商，但中国在具体讨论如何制定最佳政策时还可以更加积极。巴西和中国最近还签署了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一个生物能源合作项目，两国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帮助两国汲取经验。如果中国希望加速双边进程，巴西已随时做好准备。
巴西的经验证明了最重要的经验是政策的一致性，特别是在消费者政策方面。在巴西，乙醇政策对该行业至关重要，无论行业发展如何都坚持执行。使用乙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应对气候问题，尽管还有其他驱动因素，例如生物质原料的供应、化石燃料进口替代、农村发展、创造就业机会、能源安全等。
如果中国在制定乙醇政策方面更加坚定，从而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充满信心地做出反应，那么中国将受益匪浅。
巴西的一处生物能源工厂
【绿色人物】
雷纳托•多米斯•戈迪尼奥先生是巴西常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前候补代表，他曾在巴西和国外任职，尤其专注于多边治理、谈判和流程管理工作。
作为巴西常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候补代表，他在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一直是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并在协调私营部门、学术界、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方面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自 2015 年以来，他一直在外交部能源司（DEN），负责处理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的国际政策对话与合作，包括水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
自2016年“生物未来平台”组织成立以来，戈迪尼奥领导了负责其协调/秘书处角色的运营团队。随着 2019 年“生物未来平台”组织的促进者角色转移到国际能源署（IEA），雷纳托•戈迪尼奥被成员国任命为“生物未来平台”组织第一任主席，任期两年。